古人言：“欲知大道，必先知史”。此言极是。
悠悠五千年，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泱泱一大国，我们祖先留下丰富精美的宝贵遗产。四大发明作为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是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然中国古代何止四大发明？其贡献又何止纸、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有一项科学技术，也是中国的一大发明，在中华大地上成熟运用一千多年后，于19世纪70年代传到了工业革命的发祥地英国和德国，立即引起了全世界警察工作的一场革命，现在又与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相结合，今后凡需人身识别的地方都离不开它——那就是依据人人都有的指纹所创立的中华指纹学。
指纹学是一个历史之谜。指纹人人都有，为何称中国发明了它？这位科技发明先圣是谁？至今无人知晓，令炎黄子孙汗颜！但令人汗颜的还有，知道指纹学是中国古代一项重大发明的中国人很少，而知道指纹学与彩陶文化关系密切的人则少之又少。如同“四大发明”、“丝绸之路”之类的命名和叫响是由外国学者“操办”的一样，“中国是世界指纹学的发源地”的理论也如此，它是由世界著名指纹史学家、德国的罗博特·海因德尔博士提出并被国际公认的。
20世纪初，海因德尔运用指纹鉴定确定玛格丽特·密勒是一凶杀案的犯罪嫌疑人，陪审团信服海因德尔新奇的指纹理论，一致通过判决密勒死刑。但法官讥笑道：“指纹术那是一个仍然处在幼儿园时代的微末科学。如此幼稚的科学作为死刑判决的根据是难以置信的。”海因德尔针锋相对反驳道：“中国人关于指纹的基本论述已有几百年了，世界上第一个论述指纹学的学者是中国唐代大学士贾公彦，与欧洲最古老的大学相比较，至少早五百年。”
应该说该法官的观点并非仅仅是个人观点，当时指纹学刚刚传到西方，不为人们普遍认识。为了证明指纹的科学性，海因德尔用了几年的时间，走遍了世界各大图书馆查阅历史资料，并到中国和日本、东南亚等国实地考察，最后写成了经典巨著《指纹鉴定》，1921年由柏林与莱比锡瓦尔特·德·格鲁勒勒出版公司出版。
海因德尔在中国华南地区考察时，在一古玩市场千载难逢地觅得一匣完整的汉代简牍，简牍匣的封泥上加封的竟然不是朝廷颁发的官印，而是一枚拇指印。这枚被称之为“世界最古老的指纹凭证”，证明早在2000年前的汉代，中国人已使用指纹作身体证明了，据称该封泥指纹现保存在美国芝加哥菲尔特博物院。很可惜，中国不仅没有这样一件能证明指纹学应用历史起源的珍贵文物，而且国内指纹学学者没见过此实物，难置评论。
国内关于指纹应用最早的实物，时代集中在唐代早中期，系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中出土的各种唐代文书契约。在几乎所有涉及买卖、租赁、借贷的合同契约的尾部，都写有“两和立契，按（画）指为信”一类的文字，并在当事人、见知人名下捺（画）有指纹或指节纹。这说明，及至唐代，民间已普遍使用指纹了。
然更早的实物一直未曾发现，如同成熟的甲骨文不是最早的文字一样，唐代普遍运用指纹的事实说明，指纹学应有更早的发源，但多年来一直未解决，成了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指纹学因此也有个“历史断代工程”的问题。
2000年，对于指纹学来说，它既是一个阶段的终结，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偶然的机会，珍藏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一只距今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几何纹彩陶罐与指纹学者不期而遇，就像见到杳无音讯而突然归来的亲人一样激动：“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指纹工作者惊喜万分，庆幸终于找到了中华指纹学源头的重要线索。
我们的祖先是慷慨的，她赐给我们这件不可多得的宝物。该彩陶罐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蜘蛛山遗址，是红山文化数千只彩陶罐中仅有的一两只曲线饰彩陶罐（考古学家语）。在指纹学家看来，真可用“情人眼里出西施”来形容他们的感受，它是那么雍容华贵，安详而立。陶器上所谓的三组左右相连的曲线纹，分明是三枚相同的、典型的箕形纹指纹画。
该罐整个画面设计匠心独具，三枚指纹相连，指尖朝下，呈三指稳捏田螺状，似告诉我们胜券在握。每枚指纹单取指纹中心纹线，重点十分突出；画面适度夸张，线条圆润流畅；乳突纹线与小犁沟线的比例准确生动。指纹的纹型是“一线箕”，处于中心的纹线上端位置居中，起到平衡整个图形的重心作用。该纹线下端微微向左倾斜，带动环绕其左右的另外六根箕形纹线亦顺势向左倾斜而流，整个画面静中欲动，透彻地表现出手指从上往下取物时动作的稳定性。在现实生活中，用左手从上往下取圆柱体物品时，拇、食、中三指最易形成这种角度相对垂直，指纹中心突出，少见指纹之外围三角的指印来。可以这么说，这位不知名的艺术家，勤于观察，善于描绘，受手指反映动作形象的启发，将指纹的线条美超凡脱俗地表现出来了。
红山文化因在赤峰市东北郊的红山发现距今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居住遗址而命名。该文化广泛分布于东三省和内蒙地区，并在河北省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相连接。随着20世纪80年代在辽宁省建平县牛河梁遗址上规模宏大的红山人女神庙及高达真人两至三倍的女神群像的出土，中华5000年文明起源的标志性遗址惊现于世，堪与埃及金字塔、两河流域鸟尔神庙、印度河流域莫亨觉达罗遗址等三大文明古国的象征性遗址媲美，是中华文明起源、文化传统起源过程中，地位突出最具代表性的一处遗迹。
这件出土于红山文化遗址中仅有的箕形指纹彩陶罐对于指纹学而言，意义非同一般，但它不是先民恩赐的唯一一件珍品。山东大汶口遗址还出土过一件距今4500年前的敞口长颈双陶罐，在罐腹部用白色线条连栅绘有四幅螺旋纹，色彩对比强烈、图案十分鲜明，突出地反映了大汶口文化将白彩作为主色调的特色。
指纹专家推断，该罐上的螺旋纹是比照着某一特定的螺形纹而画的。四幅螺旋纹的图形细节特征完全一致：纹线的流向为逆时针旋转，线条清晰醒目，从内到外七圈，共有六根纹线组成，每根纹线的端点明显突出，位置特定且相同；各端点相互间的空间关系、相隔的线数亦相同；各螺旋纹之中的三角特征、位置均相同，恰似四幅指纹细节特征绝对同一的“比对图”。不能不叫人叹为观止，现在的指纹专业工作者，检验时依据指纹所画的指纹细节特征图，水平不会比他高多少。初习指纹者，在练习描绘时，亦不一定能如此准确地把握指纹的中心，纹线的流向、各细节特征在整幅图形中所处的特定空间位置等绘制技巧，也不容易超过。可见先人对指纹的观察极其精微和再现能力的熟练。
如果有人说，上述的认识是指纹学者带有专业倾向的一厢情愿，那么另一件青海乐都柳湾遗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的人像指纹彩陶壶是更有力的证据。
考古学家指出，马家窑文化彩陶以“螺旋纹”（涡旋纹）为最大特色，与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螺旋纹”有异曲同工之妙。此论说亦被指纹学者所验证。
人像指纹彩陶壶，考古学家给它的名字是人面螺旋形陶壶。“指纹”二字是指纹学者为突出它的意义而改称。该壶出土于青海柳湾墓地M216中，属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中期，距今5000年。壶高22.4厘米，壶形为小口短颈，圆腹双耳，平底。器口向上隆起呈半圆形，塑绘人面图案，面部略呈方形，耳鼻捏塑而成；目、耳、口雕空，目半闭作沉思状、翘鼻、口半张；头发、睫毛、胡须用黑彩绘成；器腹绘有四枚指纹图。
该指纹的中心花纹亦呈逆时针旋转，从内到外共八圈螺旋纹，纹线的起点、终点等细节特征明显，在低于中心花纹的两下侧，作者巧妙地利用两组相邻画面的衔接处，各形成一个三角，从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斗形纹指纹图。根据该指纹的面积和纹线流向等特点，可推断是一枚右手拇指指纹图。该指纹特征与大汶口螺旋纹彩陶罐指纹图有着惊人的相似，好似孪生兄弟一般，反映了两者间文化上的密切关系。
在人像彩陶壶上绘有螺旋纹，反映了该图形与人体特征、人的意识的密切关系。柳湾墓地共发掘墓葬15000座，出土各类陶器数万件，但人像彩陶壶仅三件。另两件分别是文面四圈纹彩陶壶和裸体人像彩陶壶。前者的纹饰被认为是反映了先民文身的习俗，后者因有明显夸张的女性器官，研究的文章颇多，有说是母系社会女性崇拜的写照，也有说是男女两性的“复合体”，是男女双方友谊、爱情的象征，总之热闹风光了几十年。唯独人像指纹彩陶壶鲜有文章，大概是螺旋纹太抽象，很难明确读出其中奥秘的缘故。指纹说的提出，从全新的角度合理地解释了螺旋纹所表达的含义，提示人像彩陶壶所含有的原始宗教的本质。
《中国纹样辞典》前方指出：“附丽于器物表面的装饰纹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审美创造活动的重要内容。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纹样可能与某些类似巫术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以使器物具有一种神秘的功能……审美功能和神秘功能两种目的相互交叉的纹样，在新石器时期达到了高潮。”
上述陶器上的原始指纹画是否直接取材于人的指纹？是否是指纹写真图？研究人员将图形分别输入了常州等四地公安机关的指纹自动识别系统作比对，检索的结果有力地证明，原始指纹画与现代人的指纹不仅相类似，而且与相似指纹的评分稳定在700分以上，通常犯罪现场指纹检索认定犯罪嫌疑人的分值也是这一分值水平。这就是说，如果古人创作参照的指纹也存在计算机中，百发百中地可将它找出来。
指纹学家由此确认，指纹曾是先民进行陶器纹样设计的蓝本，新石器时代陶器上被考古学家命名的几何纹饰中，如波形纹、弧形纹、圆圈纹、曲线纹、漩涡纹、雷云纹等等，指纹上应有尽有，指纹是天然的几何纹原型，天然的几何图形教科书，几何纹饰并非都是先民抽象思维的产物。古人依照指纹“临帖创作”，与依照动植物创作一样，都是当时重要的写实创作内容。上述三件原始陶器上的典型纹饰可确定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最典型的原始指纹画。它可能象征着先民对灵巧的双手的赞美或崇拜。
追寻历史的踪迹，远古时期留下来的宁夏贺兰山岩画、内蒙古阴山岩画中，绘有大量的人的手印、脚印和各种动物蹄印、爪印，甘肃省玉门市火烧沟新石器代遗址亦出土了多件绘有整个手形纹的陶器，十分直观地反映了先民对手印的喜爱。考古学家对这种现象作了如下的评价：“手印图像在岩画中屡见不鲜，也与巫术有密切的关系，无论解释成是一种手势语言，还是一种个人标志，都是巫术行为的表现。手的功用是万能的，它可能获得很多的东西，与手印刻制在一起的动物，便会易于获得，并归自己所有，因而它就是一种个人拥有的标志。”
指纹工作者认为，在陶器制作中，手是特殊的“造型工具”，指纹天然优美的形态自然而然无数次地显现在陶坯上，成为“自然纹饰”，天长日久引起了先民的注意，并激起创作兴趣，在积淀了丰富的指纹观察经验的基础上，准确生动地创作了指纹画。这种创作的成功，是一种深刻理解指纹特性基础上的再创造，是对指纹科学认识的前奏曲，是我们祖先杰出智慧的体现。作为后人，我们钦佩之至。
民国时期的指纹学家刘紫菀、王日叟、夏全印等撰写的四本指纹学专著中都提到，早在公元七世纪的唐朝时期，国人已用指纹在瓷器上作商品的标记，相当于今所称的“个人特征注册商标”。可惜书中未能提供更多的资料，一时无法深入探讨。
但一只宋代定窑所制的柳叶斗纹杯让我们看到了指纹画遗风犹存。该杯的纹饰，在雪青底色的映衬下，乳白色的柳叶斗纹图鲜明透亮，十分醒目，令人叫绝。
上述研究成果汇编成了《中国原始指纹画的发现与研究》一文，得到了指纹学界的充分认可，引起了考古界的广泛兴趣，它将我国对指纹的认识与应用的历史提前了2000多年，并为寻找中华指纹学的源头提供了重要依据。
